翟东升21世纪是一个研究和实践制裁与经济战的黄金时代。全球化向纵深发展，让各国之间形成了多元而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也为制裁与经济战的运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制裁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存在重要且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在当今世界，除了极少数国家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和生计都与世界市场的波动紧密相连。人们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和技术都依靠主要分布在东亚、北美、欧洲的产业链来提供，绝大部分工业制成品都包含了来自亚美欧科研人员的知识创新，中国、越南、墨西哥和中东欧工人的劳动，以及亚非拉的自然资源。这种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价值链分工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与外围关系，以及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心国家不但比外围国家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离开了某个外围国家提供的原材料，中心国家可以迅速研发出替代品，或者只需要暂时忍受有限的通胀上升；而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外围国家一旦失去中心国家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可能将迅速陷入经济萧条与汇率贬值所带来的高通胀与高失业，从而面临政治动荡甚至政府垮台。更进一步，由于这种分工体系带来的网络效应，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制裁能力和经济权力，不仅来源于中心国家的能力和资源，还来源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能力和资源，甚至包括受制裁国自身的部分能力和资源。因此，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发生制裁与经济战的可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本书酝酿和写作期间，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下行期。与1914~1945年间的上一个下行期相似，今天的时代特征是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而不是进一步强化分工，是公平、安全与韧性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是民粹浪潮和民族主义上升而不是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声音占主流。在全球化的下行期，国际国内冲突和矛盾在上升，但是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将过去开放融合时代形成的相互依赖转变为武器和权力源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武器化，或者说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是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当然，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制裁和反制裁的使用与滥用会持续破坏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分工，等到敌对国之间彼此不再依赖对方，或者依赖占比大大下降，那么制裁与经济战的适用空间也就相应缩小了。在这种国际格局中，中小国家如何应对他国的制裁和威胁，如何避免成为大国经济战中的附带牺牲品，愈发成为这些国家政界和学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学界对贸易、投资、援助等合作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但是对制裁与经济战的研究却相对不足，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供给上的跨学科特点带来的难度，更是因为在2017年之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对研究这个议题缺乏需求。本书作者主张，政治权力才是目的；制裁是在经济棋盘上进行的政治游戏。应主要从政治逻辑出发去讨论经济战；经贸投资和金融资本流动等都是手段。用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量、专利数量等指标去比较哪个国家的实力更强，或者计算制裁能带来多大的损益，对我们判断和理解制裁与经济战非但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甚至具有误导性。制裁与经济战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介乎科学与艺术之间，兼有客观特征与主观特征。一方面，它具有客观性与跨学科特点，需要对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一般规律的把握和理解；另一方面，它与传统战争一样，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争斗，而作为参与者的现实中的人，本身又是在不断学习、思考和反省的。研究对象的认知和知识的传播本身会改变研究对象，这个特性在人与人博弈和竞争的场景中反复出现，比如在战争中和在金融市场上都如此。美国著名投资家和政治金主乔治.索罗斯正是凭借对人类社会这一“反身性”(reflexivity)机制的理解，不断地击败全球金融市场而赢得巨额财富。在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与行为之间不断相互塑造、相互否定，并且不断迭代演进，这正是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之处，也是其独特魅力所在。最后，在对西方制裁与经济战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依据当今中国的实践经验构建中国范式的制裁与经济战理论体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崛起和贸易争端加剧，中国被动地卷入了风暴中心，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制裁与经济战实践经验。(本文摘自《制裁与经济战》一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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